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中儒家理论的作用分析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各国经济一片凋敝的情况下,中国扮演了将世界拉出衰退泥潭的“世界引擎”的角色。 据统计,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三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每增长三个百分点,其中就有一个多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所做出的“世界贡献”受到各个国家的赞誉。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艾哈德所指明的,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像机器一样受机械的法则指导,相反它要受到伦理观念的影响。 郑永年也认为,如果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那么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实现文明复兴①。

  
  缺乏伦理秩序,经济现代化就缺乏精神动力的支撑和参与,就难以实现社会持久进步的现代化目标。 由于中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主要发源地,同为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日本和韩国也曾经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过重要贡献,因而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或者说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 目前,学术界主要围绕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目标价值和动力价值等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和探讨。 本文综观并述评学术界研究成果,以期为进一步阐释和挖掘儒家伦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提供参考与启示。

  
  *一、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生价值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某种经济秩序形成的过程,这种经济秩序本质上不是基于外部压力的结果,而是内部建立起来的某种均衡。 经济制度只能作为经济现代化“他律”的手段,而伦理目标和伦理形态却是经济现代化的“自律”地型塑。 因此,伦理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它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诉求,并且规定着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与形态。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看,学界普遍承认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具有内生价值,儒家伦理的伦理与价值主张与经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要求高度契合,使东亚诸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概括起来其主要观点有五种:“职业精神说”、“人文精神论”、“情感价值内化论”、“价值观渗透论”、“逆向精神力量论”等。

  
  我国学者龚群主张“职业精神说”.他从儒家伦理中的敬业精神出发,认为儒家的职业精神更注重义与利的统一,与现代社会对人们职业活动的要求能够高度契合,对东亚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具有现代价值。 与传统经商活动相比,明代商人的经商活动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体现在明代商人所持有的“贾道”观上。 所谓“贾道”,即商人的经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经济谋利,还为了获取利益之外的精神利益。 这种将追求世俗利益的动机与追求价值精神的动机相统一的“贾道”观催生了明代商人职业伦理的诞生。 而商人伦理中的诚实不欺和“以义生利”的伦理观念至今仍然是东亚国家儒商们的价值理念。 除了商人,教师和医生的职业伦理也影响着东亚国家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信念,“从现代职业的观点看,传统社会中的史官、教师、医生以及商人的职业伦理,更有现代意义”②。

  
  章海山坚持“人文精神论”.他将儒家伦理的贡献从儒家文化圈国家扩大至世界诸国,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人文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急需的伦理与道德品质,对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经济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就,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现代化。 而人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人们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得的一种人文精神。 据此,章海山认为儒家伦理在提高现代公民人文精神方面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这恰恰是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 章海山批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物化”现象,赞赏儒家伦理重视“爱人”、“惠人”的思想,认为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无疑有助于唤醒那些沉溺于物欲之中的人们。 此外,儒家伦理强调的整体主义有助于抑制经济现代化带来的个人主义泛滥趋势,对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消极因素,然而它的价值取向相对于一味讲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协调,更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 ”③
  
  徐吉鹏主张“情感价值内化论”.他认为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儒家伦理逐渐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儒家伦理已经内化到日本人日常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民族心理之中,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经济活动、情感价值。 徐吉鹏举证说,儒家伦理对日本经济生活的这种影响比比皆是,被誉为日本经营方略“三大神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就是儒家伦理对日本企业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体现,它培养了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勤奋、和谐的文化观念④。

  
  美国学者赖肖尔则坚持“价值观渗透论”.他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完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但是,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它们的国民身上仍然渗透着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儒家伦理比西方任何宗教和伦理观念的影响都要强大。 赖肖尔解释说,传统的日本人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学习和接受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包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民主思想、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但是在这种对待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狂热现象之下,日本人强烈的孔教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他们对政府的承诺和说辞深信不疑,信奉人际关系之道,坚持忠诚、勤劳的价值理念,把教育视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儒家伦理已经植根于东亚国家的土壤中。 因此,赖肖尔得出结论说,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人都是“孔孟之徒”⑤。

  
  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见解。 我国学者黄秉泰坚持“逆向精神力量论”,认为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上述国家在经济现代过程之初儒家伦理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一种反现代化的偏见所致。 但是,黄秉泰没有因此全盘否定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价值。 他提出了一个“逆向的精神力量”的概念,认为儒家伦理属于一种逆向的精神力量,只有当经济现代化进程结束之后儒家伦理才能够发挥巩固经济现代化成果的独特作用⑥。

  
  与上述学者不同,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则持有全盘否定的观点,认为儒家伦理不仅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没有价值,反而会影响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 在韦伯看来,经济现代化即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据此,韦伯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出发,认为儒家伦理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没有价值,甚至将儒家伦理视为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因素。 反之,认为新教伦理精神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⑦。

  
  *二、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   
  任何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特定的伦理与价值取向。 在此意义上,东亚国家在经济现代化之初就蕴含了特定了的伦理与价值取向,东亚诸国普遍都将富强和文明视为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而我国也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 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学界主要存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以陈嘉明和李伏明为代表的“伦理状态论”和以森岛通夫为代表的“伦理指向论”.
  
  我国学者陈嘉明认为经济现代化并不单纯以经济的增长为目标指向,而是以某种伦理精神为指向。 儒家伦理构成了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 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现代化的诸多表现之一,实际上经济现代化是以形成某种现代性为目标,并且以某种现代性观念为指导。 简言之,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不是某些数字,而是一定的伦理状态。 在经济现代化的背后是伦理观念的现代化⑧。

  
  李伏明从儒家伦理对现代社会公共事业的影响证明儒家伦理对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价值。 李伏明认为,与传统社会的发展不同,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公共事业的发展,而儒家所强调的个人服从国家、个体服从整体、私利服从公共利益的伦理主张有助于提高现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与经济现代化所要实现的和谐状态基本一致。 因此,儒家伦理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伦理指向,迎合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⑨。

  
  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理念和精神指向具有现代意义,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能够取得经济现代化的成功的主要原因。 森岛通夫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勤劳着称的现代化国家,而儒家伦理中提倡勤劳和节俭的伦理观念不仅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相一致,并且还构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潜在因素。 如果近代的日本人不崇尚勤劳和节俭,不反对好逸恶劳和铺张浪费,“那么近代资本主义也肯定不会在日本取得成功”⑩。

  
  *三、关于儒家伦理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   
  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政府承认儒家伦理精神对日本经济现代化具有巨大的贡献。 对此,日本政府曾于1884年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果就经济增长激励的有效性来确定儒家伦理精神、法律规章制度和资本三者的份量,那么儒家伦理精神应占5/10,法律规章制度占4/10,而资本只占1/10.日本政府对儒家伦理精神的这一量化评价虽然不具有科学性,但却反映了儒家伦理精神在日本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贡献。 关于伦理秩序对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价值,国内外学界主要持有观点:“转化动力说”、“内在动力说”、“伦理动机说”、“伦理资源说”.
  
  我国学者夏振坤和张艳国提出了“转化动力说”,认为儒家伦理精神虽然不能构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但却构成经济现代化的动力。 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是封建等级制及其生产方式,它固然不能够直接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但儒家伦理中的某些理性因素则是现代社会所需。 从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精神通过某种方式的转化和改造可以构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李翔海提出了“内在动力说”,他在对比基督教伦理精神的基础上,指出儒家的伦理精神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从一个非和谐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转变是东亚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共同特点。 人们从封建等级制的束缚和压迫下获得解放。 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追寻精神的安顿并且对现代化的未来前途充满憧憬。 李翔海强调,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表现出的这种自觉与希望和基督教世界国家完全不同,前者完全是基于内在的动力,后者则是迫于外在的压力。 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儒家伦理精神强调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所需。 儒家伦理精神的终极关怀在现实生活中就体现在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以及人们积极投身到社会建设的热情。

  
  西方学者马克雷对儒家伦理精神大加赞赏,认为儒家伦理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具有独特的价值。 马克雷认为,儒家伦理中的忠诚精神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区别于西方宗教伦理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于西方人而言,儒家伦理所强调的那种诚挚地忠诚于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思想观念是无法效仿的,而这种忠实于集体和组织的伦理思想恰恰是东亚国家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它使东亚国家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不同的独特之路。 儒家伦理“在日本这样国家里是促进增产提高效力的动力”?辊?輱?讹。

  
  亚当·斯密主张“伦理动机说”,认为正确的伦理动机将对经济现代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任何伦理观念都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辊?輲?讹,这种精神自律的普遍形式即是伦理秩序。 亚当·斯密承认伦理秩序对市场秩序的作用,他将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以物易物的相互转让等六种伦理动机视为市场经济秩序的伦理基础。

  
  另一些西方学者如科斯、贝克尔等人则主张“伦理资源说”.他们将伦理观念视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认为伦理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辊?辏?讹。 伦理的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却是有边界的。 如果世界是简单的,人类社会和历史是能够直观把握的,那么人们就不会用伦理这种形式来理解和把握周遭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伦理是节约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成本,提高人们交往效率的一种工具。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决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条件,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重要。 相比其他产品而言,生产像“虔诚”这一类的精神产品尤其依赖于伦理建设和意识形态积累。 在东亚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辊?輴?讹。 正因如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伦理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伦理成为助力东亚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注释:

  ① 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联合早报》2011年10月4日。

  ② 龚群:《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及其伦理》,《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章海山:《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④ 徐吉鹏:《传统伦理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命运》,《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4期。

  ⑤ 埃德温·棘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1980年版,第233页。

  ⑥ 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⑦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⑧ 陈嘉明:《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⑨ 李伏明:《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⑩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仅提供信息检索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691227327@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评论
客服